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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介绍：张永振，1986年毕业于石河子农学院畜牧专业。
今年1月初的一天，身处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张永振研究团队一如往常进入实验室，按照以往的工作流程，整理从全国合作单位送来的环境及临床样本，开始各种病毒的筛查、鉴定等研究工作。这样的工作模式已经持续了整整15年，他们会对从临床或环境标本中发现的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研究。突然间，张永振的心一阵颤抖，一种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进入了他的视野。2003年SARS侵袭全球，那时胆战心惊的感觉依稀还在眼前，张永振格外紧张，他招呼团队成员集合开会，开始全力以赴解开这种新型病毒的秘密。经过4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努力，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展现在张永振的面前，他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向相关上级单位汇报。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刊发了相关学术文章，向全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他的研究成果为新冠病毒快速鉴定、抗病毒药物的快速筛选和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奠定了基础，为全球的抗疫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中国病毒学领域的专家，张永振早就名声在外：10多年中，他的团队已经发现了2000余种新病毒。而在过去的100多年间，截至2018年底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第十次分类报告，世界上病毒种或者是待定种一共才4958种。
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张永振的夙愿。
边疆少年的科学家梦想
张永振的故乡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有着“中国西部第一门户”之称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边境线长380公里。这里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属于荒漠气候。他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的江苏青年。
张永振从小就勤奋好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保持着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这位身处边疆的少年怀揣着科学家之梦。1982年，他进入了新疆石河子农学院学习。很多同学进入大学后就失去了奋斗目标，追求安逸的生活，可是张永振却把大学作为了奋斗的起点，他坚信，追寻梦想的道路不能停滞，必须马不停蹄地向前走。
在学好畜牧专业的同时，张永振开始自学生命科学学科的课程，大部分的生活费被他用来购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学校的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教材。除了吃饭和睡觉，张永振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图书馆和自习室，他的大学生活枯燥而单调，即使是春节全家团聚、阖家欢乐的日子，空旷清冷的校园里除了值班人，也只有形单影只的他还在大风呼啸寒冷异常的深夜中埋头苦读。为了将来能够阅读国外原版专业教材，他还苦学英语，在大学期间实现了阅读原版教材放眼世界的目标。
1986年他报考研究生，遗憾的是，那个从来不考数学的专业在那一年突然加考数学。为此他落榜了，服从分配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这一干就是6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张永振所在的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异常繁忙，他经常披星戴月忙碌到深夜，但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梦想时刻在提醒他别忘记从荒漠边陲一路走来的初衷。他没忘记继续学习，数学是软肋，必须要弥补，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微积分、武汉大学线性代数到同济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他挤出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数学。
1992年，张永振终于考取了华南农大研究生，攻读动物科学专业。他的导师将他送到第一军医大学（现更名南方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去做课题，在那他接触到了免疫学，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1995年，他又来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免疫学博士，3年博士生活辛苦异常，他没回过一次家。当爱人带着女儿跨越千里来看他时，女儿却把他当作陌生人，为此张永振难受了很久。博士毕业的他来到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现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师从徐建国院士做博士后，这一扎根又是很多年。
2001年，张永振开始在传染病所工作，此时的他做了个惊人的决定：放弃了学习多年的免疫学，而转向流行病学的研究。在传染病所，他依旧是最努力的拼命三郎，自学病理、生理、传染病、流行病、内科等医学院的教材。
张永振的日历中是没有节假日的，每个周末他从未休息，参加工作以来也从未休过年假。2009年，他因甲状腺肿瘤住院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家人希望他术后能好好休息；可是，一周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实验室。
无比的坚韧和执着，终于让张永振在科研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病毒学领域的优秀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永振团队发现的千种病毒中，病毒命名都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比如楚病毒、秦病毒、燕病毒、赵病毒，还有荆门病毒、温州病毒、龙泉病毒、梁河病毒等。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为了在国际病毒学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这些病毒也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存在，不管谁再发现，它的名字都镌刻着中国符号、民族印记。
希望建立“天气预报式”病毒预警机制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西班牙科学家在去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法国东北部科尔马市阿尔贝·施魏策尔医院的米歇尔·施米特博士与他的研究团队检查了2019年底拍摄的数千张胸部X光片，发现11月拍摄的2张影像与如今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肺部影像症状一致；美国很多网民披露，在去年就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而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能率先揭示出新冠病毒的科学特性呢？张永振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卫生系统和复旦大学对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高度重视。2017年年底，张永振团队受邀正式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
在张永振看来，新冠病毒的出现，提醒人类需要对传染病的自然属性进行重新认识。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发生，是病毒等病原体在自然界经接触实现跨种间传播的过程，等到人传染性疾病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是生态链的终末事件。事实上，引起人类传染病的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绝大多数来源于动物或自然环境，在大自然里它们是合理合法的成员，在没有人类打扰的情况下，它或许已经在某个深山老林里繁衍了千万年，甚至数亿年。自然界中可能存在着无数未知的病毒等微生物体，然而全世界至今仅鉴定确认了数千种病毒，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冰山一角。随着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地理生态环境变化及人类行为的改变，新发传染病的产生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事件。”张永振认为，随着人类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及接种疫苗等主动防疫策略的实施，现在由细菌与寄生虫引起的新发传染病变得相对较少，而以病毒（尤其是RNA病毒）引起的新发传染病将会越来越多。人类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面对新发传染病，防御显然比对抗更有效，而主动防御的效果无疑比被动防御好。张永振认为，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人类未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更要保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需要建立新的未知病毒筛查发现体系，以及系统的监测网络，查清病毒等微生物体在自然界中的本底及其进化传播规律。
“我们希望，未来报道病毒的出现与暴发流行能像现在的天气预报那样，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从而实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进而减少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个监控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区域性的，而应该是全球性覆盖，并且需要全球联网，共同携手。科学家需要更加密集地检测大量的临床与环境样本，对其特性进行提前预判。”张永振说。
转自上海科技报
https://www.shkjb.com/content.html?id=211731
(作者：吴苡婷)